著名的《永乐大典》，怎么会从一万多本丢到只剩下几十本？
创作声明：本文为虚构创作，请勿与现实关联《永乐大典》的成书，固然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，但在明清皇权社会里，这部“搜罗尽天下之书，纂校尽廷臣之力”的“奥典”，一直为皇家垄断，成为其炫耀“文治”、御而不用的装饰品。明嘉靖末年，明世宗下令重录《永乐大典》，至隆庆元年（1567）完成。于是《永乐大典》遂分正副两种：原本为正本，重抄本为副本。自此以后，《永乐大典》正本未有一页存留人间，而且嘉靖后几乎找不到有关正本下落的任何可靠记载，《永乐大典》正本的下落就成了一个谜。▲皇史宬也称表章库，嘉靖十五年（1536）7月建成，地处北京天安门东、南池子大街南口，是明清两代皇家档案馆。《永乐大典》副本起初就存放在此处▲皇史宬内景“石室金匮”。皇史宬主殿殿门5洞，均为两重，墙身用特制磨砖砌成，厚达5米，主殿及其内木柜是史书上记载的“石室金匮”典范但毕竟还有重抄的副本在。顺治十年（1653），在内翰林秘书院任职的陈爌受命整理宫中藏书。他在《请购遗书疏》就提道：“惟《永乐大典》一书，藏于皇史宬者，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。”如果此言不虚的话，就意味着直到当时，《永乐大典》仍旧保存完好，尚未缺失一卷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，徐乾学为《续编珠》作序时提到道：“皇史宬所藏《永乐大典》，鼎革时亦有佚失。”不论“佚失”是不是发生在明清“鼎革”时，康熙年间的《永乐大典》肯定已经有了缺失。尽管如此，皇史宬藏书条件优越，清廷又“设旗员年老者八人守之，地甚严密”，的确是当时最为理想的《永乐大典》存储地。只是，雍正帝上台后，急欲在各个方面表现对“父皇（康熙帝）”的孝心，证明自己得位的合法性。结果，皇史宬需要恭藏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，空间不足，竟将《永乐大典》搬走，移贮翰林院。乾隆九年（1744）经重修后的翰林院。此画原为故宫内部壁画，现藏法国巴黎塞努奇博物馆。清雍正年间，《永乐大典》自皇史宬被移至翰林院保藏翰林院里行走官员众多，其管理远不如皇史宬严格。到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，为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乾隆帝下诏校辑《永乐大典》。大学士刘统勋上奏乾隆帝：“此书移贮之初，本多缺失，现存在库者，共九千余本，较原目数已悬殊。”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十月十七日再次清点时，实存则为9881册（不包括目录60册）。按《永乐大典》原有11095册，即已佚去1154册，占全书的1/10强。鉴于其时《大典》已遗失不少，乾隆遂下旨对遗失《大典》展开查找。有人猜测，康熙年间开馆修书时，总裁官徐乾学、王鸿绪、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宬查阅《永乐大典》，残缺部分可能尚留在他们家中（徐乾学就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）。乾隆帝遂下令“各本籍地方官，令向各家一为访问，倘果有其书，无论本数多寡，即为缴出送京”。不过，在乾隆眼中，搜集散落民间的《永乐大典》毕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于是在旨意最后又补了一句，“此并非特交查办事件，只须随便覆奏”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此次调查工作毫无收获，就连一本佚失的《永乐大典》也不曾找到。结果，清廷着手修撰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就不得不面对《永乐大典》只存9/10的现实。不过，从修撰《四库全书》开始，《永乐大典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得到朝廷的重视，保存情况也相当理想。大约是因为四库馆臣在《永乐大典》里的辑佚工作成果斐然，乾隆帝对《永乐大典》的态度也变得积极起来，将其看作“人间未有之书”了。这从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六月的《永乐大典》失而复得事件里就看得非常清楚。六月十三日晚上，负责编纂《考古质疑》 《坦斋通编》两书的纂修黄寿龄上班时候来不及完成工作，担心延误进度，于是将《永乐大典》原本6册放在包裹里带走，准备到家里开个夜车赶工。谁知道，走到米市胡同的时候，黄寿龄却突然感到腹痛难忍，等到腹泻缓解后回来一看，包裹里的《永乐大典》已经不翼而飞。这是件大事，无可隐瞒，很快上达天听。乾隆帝的反应可以用气急败坏来形容。在他看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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